“六爷，”慈禧太后特意加一句：“大婚典礼，还是你跟宝鋆俩主办。在上谕上提一笔，省得不相干的人，从中瞎起哄。”
这不知指的是谁？恭亲王一时无从研究，只答应着把三道旨稿交了给沈桂芬，在养心殿廊上填好了名字封号，呈上御案，两宫太后略略看了一下，吩咐照发。
半年以后，也就是同治十二年，皇帝便可以亲政了。大婚和亲政两件大事，在皇帝就象读书人的“大登科和小登科”，是一生得意之时。
但对慈禧太后来说，可谓是不高兴的一齐来了！
为了皇帝选立阿鲁特氏为后，慈禧太后伤透了心，倘或纯粹出于皇帝的意思，还可以容忍，最让她痛心的是，皇帝竟听从慈安太后的指示。
十月怀胎亲生的儿子，心向外人，在她看，这就是反叛！而有苦难言，更是气上加气，唯有向亲信的宫女吐露委屈：“我一生好强，偏偏自己儿子不替哀家争气！”
争气不争气，到底还只是心里的感觉，看开些也就算了。
撇下珠帘，交还大政，赤手空“权”那才是慈禧太后最烦心的事。
一想到皇帝亲政，她就会想到小安子被杀，皇帝不孝，未曾亲政时就有这样公然与自己作对的举动，一旦独掌大权，还不是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？
那时皇帝只听“东边”的话，所作所为都不合自己的意，一天到晚尽生气，这日子又怎么过得下去？
为此，自春到夏，慈禧太后经常闹肝气，不能视朝。入秋以后好了一阵，最近又觉得精神倦怠，百事烦忧，索性躲懒，随皇帝自己搞去。
然而慈禧太后实在是多心，慈安太后为了杀安德海及立后这两件事，一直耿耿不安。皇帝也常怀着疚歉，所以听慈安太后的劝告，心里虽不以为然，却绝无违背的意思，立刻就拿着奏折，到长春宫去请示。
从大婚典礼开始筹备之日起，内务府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贪壑，差不多万事齐备了，还想出花样来要一百四十万两银子。管事的内务府大臣崇纶、明善都直接、间接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得上话。
恭亲王与宝鋆不能不想办法敷衍，七拼八凑才匀出来六十万两，因此户部复奏，说在七、八月间可以拨出此数。
向来跟户部要钱，那怕是军费，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一面说要多少，一面说能给多少，不敷之数，如何着落，就不必再提，也不会有人追问。
这个含混了事的惯例，内务府自然知道。
谁知到七月间，户部通知有六十万两银子可拨，请内务府具领时，管银库的司员在“印领”末尾上加了一句：“下欠八十万两。”
公事送到户部，宝鋆大为不悦，受了这份“印领”就等于承认户部还欠内务府八十万两银子，这不是儿戏的事。
好在户部侍郎兼弘德殿行走，教满洲话的桂清，新补了内务府大臣，宝鋆就托他把这件案子，从内务府里面爆出来。
于是桂清上了一个奏折，归咎于司员在办理咨户部的文稿时，未经堂官商定，擅自加入“欠拨银两”字样，“意存蒙混”，请予议处。
“这个主意是什么意思？”皇帝很严厉地问道。